|
5月5日下午，朝阳医院东院区依然是一副熙攘的景象，而地处石景山区京原路的京西分院人流量相对少了一些。就是在这家分院，2007年11月21日，发生了一场因男方拒签手术单、孕妇和胎儿双亡的悲剧。
对于患者李丽云的死，男方肖志军、医院和死者双亲各执一词。事件发生后，因涉及目前百姓普遍关心的医患关系及相关的法律规定而引起广泛关注，而坚决“不签字”的肖志军则被舆论谴责为 偏执、无知、愚昧。一时间，报刊、网络乃至整个社会都参与到了这场医患之间孰是孰非及相关法律法规是否存在缺陷的大讨论中。
“迟来的真相”还是常识缺失？
时隔一年多，2009年4月30日，《南方周末》在头版发表了以《谁杀死了李丽云？—“丈夫拒签手术致孕妇死亡案”再调查》为标题的文章。文章作者就李丽云的死因和剖腹产手术是否必要等问题展开调查，怀疑朝阳医院在处理上存在重大错误，指出：“在那种情况下坚持不签字，或许真的表明，肖志军可能才成了这场悲剧加闹剧中的那个明白人……”
文章刊发后，迅速被新浪、天涯、凯迪社区等网络转载。当天晚上7点，凯迪网络的猫眼看人网友“杰迪归来”在网上全文转载了该文。截至5月6日，共有回帖282个。不少网友坦陈自己感到震惊，愤怒，愧疚，震惊于“事实”原来是这样，愤怒于“医院”原来这么“无耻”，愧疚于自己曾经谴责肖志军“那个明白人”。更有网友言辞激烈地指责当事医生，称其为“杀死李丽云的真正凶手”、“白衣魔鬼”。
但与此同时，文章最重要的论据也遭到了不少网友的质疑。文章提到，“李丽云腹内胎儿胎龄在36周左右。对于孕妇而言，胎龄是个很少使用的概念，医学更多使用的是‘妊娠期’，胎龄36周的胎儿，对应的是妊娠34周的孕妇。”
时代周报记者向多位三甲医院妇产科主任医生请教，得到的答复是，胎龄是根据胎儿实际大小解剖得出的结果，与孕妇的身高体重以及营养状况等因素有关，难以百分之百准确地对应妊娠周。另外，除非是孕妇得了糖尿病或者营养过剩，出现“巨大儿”的情况，才可能导致胎龄36周的胎儿对应妊娠34周的孕妇。胎龄比实际妊娠周小的孕妇在临床上则很多见，比如胎龄36周的胎儿，也有可能对应妊娠38周的孕妇。该报道指“所谓孕足月，是指孕妇妊娠满38周”也是常识性错误，医生指出：“妊娠满28周至不满37足周期间分娩称为早产，妊娠满37周至不满42周期间分娩称为足月产。”报道据此推算胎儿不足月，质疑医院主张病人采取剖腹产的措施，显然并不成立。
更为重要的是，广州市妇幼保健院和暨南大学附属医院的产科主任医生不约而同向时代周报记者指出，在这个病例中，纠缠于胎龄、妊娠周没有任何意义。根据广州市妇幼保健院的临床实践，早产儿重症救治中心年抢救成功率达80%以上，曾救治成活最低孕周为25周、0.65公斤患儿。
《南方周末》文章中引述一名理疗科医生陈晓兰的质疑，认为医院“合理的做法应该是请妇产科医生到现场会诊，而不是推到妇产科去”的说法也遭到产科医生的否定，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产科主任医生激动地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这是常识问题，还用得着说吗？你不要再问下去了！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只有去产科才能最有条件地同时监测孕妇和胎儿的安危，才能及时地抢救孕妇！”
时代周报记者想要继续就网民质疑的问题请教这两位产科大夫，最终都遭到拒绝，并且一再叮嘱，上述意见只是私下交流，希望记者不要透露他们的名字，除非得到院办许可。
医院失语的背后
不管是与此事毫无关系的外围医生，还是朝阳医院的当事医生，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来的对媒体的抗拒，都值得深思。
时代周报记者走访了北京市妇幼保健医院和海淀区妇幼保健医院。两家医院均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请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政工科的一位女士给出的理由是，海淀妇幼院只是一家二甲医院，不方便评价身为三甲医院的朝阳医院。她建议记者向市卫生局负责部门提出采访申请。
在朝阳医院，通往医院办公区的大门紧闭，值班的保安格外认真地盘查着来访者的身份，其认真程度让人陡生步入机关大院的错觉。一番交涉后，在F楼301室，医院党委办公室负责宣传工作的吴女士接待了时代周报记者。面对记者的采访申请，吴女士表示院方目前正在忙于甲型流感的防治工作，目前不能就此事接受采访。“等到法院的裁决书出来后，真相自然会大白于天下”。
还有一种视角：社会排斥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在看了该报道以及网民讨论之后，提出一个问题：“对肖志军案的深入探讨，应当增加一个角度：社会排斥。即便医院按照同一标准对待所有人，弱势者可能仍然会觉得不开心，会觉得被排斥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这样的人，因此会敏感、不信任、防卫心理过强，并出现认知偏差。别人渐渐地会‘排斥’他，他也会自我封闭。最终，他受到真实伤害的几率成倍地增大，形成恶性循环。现在的问题是，这已不是个别人的心理偏差问题，而是大面积的现象。极端案例的出现，有助于我们辨识这种现象已经严重到了何等程度。我的看法是，中国所取得的宏大进步，事实上以严重损害微观个体的心理健康为代价。从揭露出这种代价的角度来看，政府的宏观政策应该重新审视。但是难就难在，谴责没有用。谴责之下，政府只会加强各种宏观政策与宏观管理，结果，会进一步损害微观个体心理上的健康。这又是恶性循环，使因果关系更加缠绕不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