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

作者：易康来源： 99健康网时间： 2011-10-21 09:42:31

近年来，医患冲突案件频发，不断占据着媒体的重要版面，9月15日发生在北京同仁医院的患者追砍医生案就再次触到了医患关系的现实痛点。人们不禁要问：医患冲突为何屡屡成为当今社会无法承受之痛？医生为何会成为社会

　　近年来，医患冲突案件频发，不断占据着媒体的重要版面，9月15日发生在北京同仁医院的患者追砍医生案就再次触到了医患关系的现实痛点。人们不禁要问：医患冲突为何屡屡成为当今社会无法承受之痛？医生为何会成为社会激愤情绪的头号倾泻对象？对此，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从学者的角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反思。从本期起，我们将连续刊发王一方教授的文稿，让我们循着他的人文思想脉络一起去探寻医患问题的根由及解决之道。——编者

　　大卫·罗斯纳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有公共卫生研究背景的历史学教授。1998年，他受邀为行将过去的20世纪书写历史。在《20世纪史》一书中，他撰写了“20世纪的医学”一章，审视了百年医学的开阖、轻重、得失。今天读来，这些文字不仅透出思想的光辉，也为我们当下医学的现代性危机寻找了破译的新路径。

　　大卫·罗斯纳这样写道：“20世纪里，人类对疾病的体验以及疗效的期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科学和医学洞察生命、治愈疾病的能力大为增加，公众对现代医学能力的态度和期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生命更加乐观，更加‘信任’医学，也诱发了过度投资与消费。过度期望的情绪，使得医学做得更多，抱怨越多。”

　　他特别指出：“对医学日益增加的‘信任’导致了似是而非的社会效果。疾病不再只是一个生物学事件，而是一个社会事件。疾病、健康与个人行为、美德发生了关联，决定了社会、经济、政治对疾病的反应模式。”

　　或许，再过若干年，新时代的历史学家会这样描述我们今天的医学——“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医改成为人们热议的主题和探索的方向；这也是一个医患之间冲突频仍的时代，一个公众疾苦观、生死观、医疗观畸形的时代。技术飙升与道德迷茫并存，人们对医学、医疗的期待异常高企，对医疗高技术、金钱极度崇拜。在高支付与高技术的背景下，一切痛苦都应该免除，一切死亡都是非正常死亡，都是不正当的，都是医学、医院、医生的失职、失误与过错，都可以通过冲突的方式赢得社会的同情和商业补偿。”

　　不要在占据技术、财富制高点之时，失去了道德、人性制高点

　　当下，人们喜欢用“白狼”的标签去批判医生中的道德“小人”，去鞭挞医学界的道德滑坡，其内在的道德标尺是昔日的道德偶像白求恩。人们感慨世风日下，认为医生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到谋财害命的白狼，映照了一个职业群体的道德沦丧历程，因而激愤，因而拍案而起。

　　毫无疑问，白求恩依然是今天医学界的道德明灯，召唤医家的灵魂向上、向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白求恩的时代与当下生活的巨大落差。那是战争年代，白求恩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战场上负伤的战士。白求恩自愿放弃宁静优裕的生活，身怀救赎、殉道的精神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战区援助，这使他有可能逃脱世俗生活，产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绝对利他主义姿态。然而，即使道德上无上圣洁，在当时的技术、物质条件下也不可能做到逢伤必愈、逢死必救。

　　而今天的医生不再如白求恩同志那般纯粹。他们是一群完整、复杂的社会人，既有道德升华诉求与社会责任，也有经济丰裕诉求与家庭责任。社会只能要求他们处理好各种诉求关系，不要在占据技术、财富制高点之时，失去了道德、人性制高点。

　　那么，应该如何整体评价当下医生队伍的道德水准？这是一道无法用统计数据揭示的难题。模糊的把握更像是一个橄榄球，而非哑铃。

　　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面临整体的道德沉沦，那就不仅仅只是医务界。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洞悉到社会进步的异化与代价。他沉痛地告白天下，任何社会进步都将以道德沦丧作为必然代价。因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我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因此，我们需要全社会的整体拯救，整体打捞我们失落的灵魂。当然，医务界要率先打捞，因为他们是社会道德建设的承重墙。

　　对于医学、医生、医院，我们要摒弃非黑即白的善恶观。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今天的医生既不是白求恩，也不是白狼。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既定的天使，也没有人是天生的魔鬼；没有一个行业是天使的行业，其间有道德巨人，也必然会有道德侏儒。尽管医学被称颂为天使的职业，但也难保每个人都是纯洁的天使。

　　没有自省，就没有伦理生活，就没有真正的行为自律

　　对于改革者、管理者而言，他们最大的困惑是，道德偶像的感召与博爱情怀的宣导无法抵御技术崇拜背景下的商业贪婪。门诊里拉网式的系统检查，病房里片面追求新、高、贵，摒弃验、便、廉的诊疗决策，使医务界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或许得到了真相，但也因此失去了真诚，失去了社会大众的信任，迷失了职业价值。

　　毋庸讳言，职业道德的净化需要灵魂深处的洗涤，而不只是某一次职业宣誓。人们不禁要问，誓词都是历经千年的职业信仰和道德信条，为什么无法约束职业生活中的沉沦呢？二战结束后，一位侥幸生还的犹太医生询问纳粹医生克莱因博士，是如何在谋杀行径和希波克拉底誓言之间达成和解的。他回答：“我是一名医生，我希望拯救生命。出于对人类生命的尊敬，我要从病体上除去感染化脓的阑尾。犹太人就是人类躯体上腐坏的阑尾。”很显然，他用专业逻辑逃避了良知的审判。

　　医师职业的修炼是一个由自省到自律的历程。没有自省，就没有伦理生活，就没有真正的行为自律。故而，中国先贤曾子有“吾日三省吾身”之训。医疗决策中的不善最容易获得自我辩护，就像过度医疗有体制、法律、管理、技术、病人诉求等若干理由，我们唯有求诸良知。

　　然而，良知的审判谈何容易？它不是法庭审判，是道德追问，是自己审判自己；它不在大庭广众，而是在夜深人静之时；标准是社会道义、职业信仰，形式是灵魂独自对神明的倾诉、忏悔与讨教。这种叩问背后的社会道义、职业信仰是无法论证的，只能默默坚守。对于一个有伦理生活的苍生大医，要终生拷打灵魂，才不至于沉沦。但丁曾断言，“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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