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求医背后的另一种“看病贵”

作者：来源：时间： 2009-08-23 12:57:44

这种看病贵与药价虚高无关，与大处方无关，与红包也无关，而是医疗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惹的祸。在同一个城市里，医疗资源配置失衡表现为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庭冷落、社区医疗服务乏人问津，人们头痛感冒也要争相去大医院。北京市各家医院一年的专家号约178万个，但

这种“看病贵”与药价虚高无关，与大处方无关，与红包也无关，而是医疗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惹的祸。在同一个城市里，医疗资源配置失衡表现为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庭冷落、社区医疗服务乏人问津，人们头痛感冒也要争相去大医院。

　　北京市各家医院一年的“专家号”约178万个，但去年一年，希望得到专家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人数为1.2亿。一个“专家号”原本只需14元，一经票贩子倒手，竟会被炒至1500元甚至更高。这是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日前透露的一组数据。原来，“看病贵”还有票贩子的一份“功劳”。但我要说的并不是票贩子。

　　1.2 亿人希望得到“专家号”，这个数据令人惊诧(北京只有1000多万人口)，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看病的人。北京是全国医疗高地，好医院多，名医云集。上海也是如此。我原来供职的医学院校有一所附属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由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创办，蜚声海内外，各地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我在医院旁边的小旅馆里见过来自河南的一对夫妇和他们患病的儿子，从河南坐长途汽车来上海，三个人花去路费约 800元，来回就是约1600元;小旅馆不算贵，每天100元房钱，已经住了12天(1200元)，还是没有挂上“专家号”;他们吃得节省，每天大约30 元。夫妇俩说，如果孩子有幸住上院，他们就搬进更便宜的旅馆，打点零工，顺便照顾孩子。可是孩子啥时候能住上院呢?他们不知道，只有等，而等待就意味着花钱。

　　想必那些没关系、没门路的外地求医者，大都是这般境遇，还没有迈进医院大门、没有见到医生，便已经花费不菲———是的，我要说的就是看病之外的另一种“看病贵”，一种由“看病难”导致的“看病贵”。外地求医者乘车、住宿、吃饭、找关系托人的费用，有时候比看病本身花钱还多。人们为看病所花的钱，并非都“贡献”给了医疗行业，还有很大一部分“贡献”给了交通运输、酒店、餐饮等行业。

　　你可能已经认识到了，这种“看病贵”与药价虚高无关，与大处方无关，与红包也无关，而是医疗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惹的祸。在同一个城市里，医疗资源配置失衡表现为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庭冷落、社区医疗服务乏人问津，人们头痛感冒也要争相去大医院;放眼全国，医疗资源配置失衡表现为大中城市集中了大量优质医疗资源，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医疗基础薄弱、医疗资源匮乏、医务人员严重不足、医疗服务水平差，小病看不好，大病不能看。当城里人纷纷涌向大医院的时候，农村人正行走在进城的漫漫长路上。

　　近日，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开始正式实施，目标直指虚高的药价。该制度能否将药价降下来尚有待观察，况且，药价虚高只是“看病贵”的一个方面。正如一些论者所言，解决“看病贵”问题的根本在于加大政府投入，让公立医院远离逐利本性、回归公益。但仅此显然还不够。想方设法均衡医疗资源配置，将政府投入更多地向农村地区倾斜，向医疗基础薄弱地区倾斜，在解决城里人“看病贵”的同时着力解决农村人“看病难”，也应该是医疗体制改革宏大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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